史卫民认为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，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5年，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恢复并发展了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，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发展，并确定了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基本思路。第二个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5年，其特点是以村民委员选举的突破带动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。第三阶段是1996年到1999年，村民自治蓬勃发展并推动了乡镇政府的选举，成为基层民主建设新的着力点。此时，村务公开制度的建立和改变农村治理模式把村民自治推向纵深发展，大力推进了“海选”的普及，并为之设立了如严格实行秘密划票、建立候选人竞选规则等相应制度。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村民组织法，使暂行了10年的试行法成为正式法律。

　　另外，在县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开始推广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；在乡镇长的选举中出现了诸如“公选”、代表直接提名乡镇长、副乡镇长候选人的“三票制”、通过选民投信任票后再进行选举的“两票选任制”等，使基层民主的制度化、法制化有了更实质的进展。第四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进入了全面拓展的新阶段，其突出特点是“公选”的逐步普及和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出现，以及对基层选举“规范”性措施的出台。

　　现在，不仅在乡镇一级，在县级及以上地方各级干部的选任中也纷纷出现“公选”的事例。另外，今年7月份印发的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》增加了任前公示和试用期制度，还对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作了明确规定。

　　史卫民说，纵观24年的发展历程，整体上是“渐进”的过程。史卫民强调：“制度性的变革，从发端、定型到推广完善，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，任何拔苗助长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。同时，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也要有充分的认识，大起大落的发展模式和运动型的发展模式，不仅无助于不平衡的消除，反而会使差距拉大，延缓整体进程。”

　　当然，这个“渐进”不是裹足不前，更不是倒退。目前正在实行的“以点带面”的作法，即先试点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，正是“渐进”过程中的优选办法。史卫民说，在试点中，一定要注意对试点的价值和作用，要有全局性的考虑和评判，认真衡量试点是否真正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实质性发展和整体推进，而不简单追求“轰动效应”，或是盲目地“突破”所谓旧体制。

　　另外，对试点还要有宽容的态度，即使出现了一些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的情况，也不要横加指责，应该为新制度的出现预留出一定的空间。应该看到，一些所谓“超前”的试点，即使今天打下去，明天还会冒出来。如果没有生命力的试点，自然会自生自灭，不用大惊小怪。

　　关于大家普遍关心的用选举带动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，史卫民认为，一些人过于关注“直接选举”，积极推动“直接选举”，却忽视了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“间接选举”。将所有的间接选举全部改成直接选举，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未来中国的最佳选择，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间接选举还会与直接选举并存。随着选举制度的规范，尤其是间接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，其他制度的缺乏将成为突出的问题，无论是村民自治、社区建设，还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，都将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问题。

　　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，目前正在进行的村民自治、居民自治(社区发展)、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已经确立了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，单项独进的局面必将被整体推进所取代。以“公选”乡镇长为例，如果在制度设计上只考虑地方党委的运作问题，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限定在认可“公选”的候选人上，无益于间接选举制度的完善；只有把“公选”与法定的间接选举程序衔接起来，才能真正起到进一步完善间接选举制度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