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报道：“21个副市长只有11个到场，其中4个还是‘冒名顶替’，派了市政府的副秘书长过来。”近日，广东省政府在汕头市召开消防专项整治会议，副省长李容根在讲话中间发现台下“情况不妙”，突然放下手中的发言稿。数完人后，李容根发火了：“消防工作这样重要的议题都不来，可见重视程度不够！你们在忙什么？”（2月1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    面对副省长的责难，相信我们缺席会议的副市长们大部分也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难言啊！在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中，似乎会议参加的人数越多，表明工作力度越大；出席会议领导级别越高，意味着重视程度越高。于是，不管哪个部门组织的会议，都要求“一把手”参加。退而求其次，也要求分管领导必须参加。一位官员曾经无奈地戏言：我不在开会，就在去开会的路上。

    面对名目繁多的会议，我们的领导同志也是疲于招架、难以应付。如果几个会议同时举行，自然会有分身乏术导致的缺席，恐怕这不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。但凡领导分管的工作，均是自己职责所系并关乎群众利益的工作，本不该有轻重之分，否则该项工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问题是，如果领导的工作就是开会，开会还必须领导亲自参加，那么，我们还设立具体的部门和各项规章制度干什么？

    “以会议传达精神，用文件贯彻落实”。“明明白白玩花样，认认真真走过场”，历来是为人们所痛恨的官场陋习。我们从来就不乏像样成型的各种规章制度，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，“长官意识”仍然十分浓厚，“人治”大于“法治”还在继续蔓延。什么问题都要领导拍板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，也相应造成了制度民主的缺失。从国际经验看，能使各部门各安其位，各尽其职，依靠制度的保证来维系部门高效、有序的运行，而不是靠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权威，更不是依赖开个会来强调本该认真落实的常态工作，这是一个制度健全、管理有序的成熟社会所应有的特征。

   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：“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，是很不健康的，是很危险的。不出事没问题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。”公共事务无巨细，百姓利益无小事。在一个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今天，从传统的思维误区中走出来，靠制度来保障政府的有效运转，是我们亟需努力和必须完成的任务。

    举轻若重还是举重若轻，只是工作方法的选择；领导重视还是制度落实，则是工作原则的考量。假如有一天，长效制度完全可以保证工作的顺利，动态会议也只起一个有益补充的作用，主持会议的副省长也就不必为副市长的缺席而大动肝火了。因为那时，或许这个会议本身就用不着开了。

(摘自新华网)